运命

  (《易》曰:“精气为物,游魂为变。”夫人之受生,貌苦音殊,若乐愚智,尊卑寿夭,无非三势,业理使之然。)

  夫天道性命,圣人所希言也。虽有其旨,难得而详。然校之古今,错综其纪,乘乎三势,亦可以仿佛其略。何以言之?荀悦云:“凡三光(议曰:三光,日月星也。)、精气变异,此皆阴阳之精也。其本在地,而上发于天。政失于此,而变见于彼,不其然乎?”

  (文王问太公曰:“夫人主动作举事,有祸殃之应,鬼神之福乎?”太公曰:“有之。人主好重赋敛,大宫室,则人多病瘟,霜露杀五谷;人主好畋猎,不避时禁,则岁多大风,禾谷不实;人主好破坏名山,壅塞大川,决通名水,则岁多大水伤人,五谷不滋;人主好武事,兵革不息,则日月薄蚀不息,太白失行。”文王曰:“诚哉!”)

  今称《洪范》咎征,则有尧、汤水旱之灾;消灾复异,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!《易》称:“积善余庆。”则有颜、冉短折之凶。善恶之报,类变万端,不可齐一,故视听者惑焉。

  (太史公曰:“《书》称:‘天道无亲,尝与善人。’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,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餍而早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余甚惑也。)

  尝试言之:孔子曰:“死生有命。”又曰:“不得其死。”又曰:“幸而免”者,夫死生有命,其正理也;不得其死,未可以死而死也;幸而免者,可以死而不死也。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。(昔虢太子死,扁鹊治而生之,扁鹊曰:“我非能生死人者,我能治可生者耳。”然不遇扁鹊,亦不生矣。若夫膏肓之病,虽医和不能治矣。故曰:死生有命,其正理也;不得其死,未可以死而死也;幸而免者,可以死而不死也。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。

  扬子《法言》云:或问:“寿可益乎?”曰:“德。”或问曰:“回、牛之行德矣!何不益也?”曰:“德故尔。如回之残,牛之贼,焉得寿?”曰:“残贼或寿。”曰:“彼妄也,君子不妄也。”)

  推此以及教化,亦如之。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,有待教化而后成者,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,故上智与下愚不移,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(议曰:《传》云:“能者养之以福,不能者败之以祸。”此可上可下者。)。推此以及天道,则亦如之。

  灾祥之应,无所疑焉。故尧汤水旱,天数也。(议曰:夫阴静阳动,天回地游,太一算周,成百六之厄,太岁数极,为一元之灾。必然之符,不可移也。故《传》曰:“美恶周必复。”又曰:“天灾流行,国家代有。”言必定也。故曰天数。汉时公孙弘则不然,以为尧遭洪水,使禹治之,未闻禹之有水也。若汤之旱,则桀余烈。桀纣行恶,受天之罚。禹汤积德,以王天下。因此观之,天无私亲。顺之和起,逆之害生。此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纪。观公孙弘所言,以为德感水旱,非天数也。一家之谈,非为正论。)

  《洪范》咎征,人事也。(议曰:《传》云:“祸福无门,唯人自招。”谓立事以应休咎,故曰人事。)

  鲁僖霪雨,可救之应也。周室旱甚,难变之势也。(议曰:孔子云:“祭如在。”言祭法在精诚也。语曰:“应天以实,不以文言。”上天不以伪动也。《易》曰:“善不积,不足以成名。”古语曰:“土性胜水,掬壤不可以塞河;金性胜木,寸刃不可以残林。”《传》曰:“小惠未孚,神勿福也。”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。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,或谓仁甚少,而求福甚多。或徒设空文,精诚不至。故不同也。)

  颜冉之凶,性命之本也。(议曰:秦伯问于士鞅曰:“晋大夫其谁先亡?”对曰:“其栾氏乎?”秦伯曰:“以其汰乎?”对曰:“然栾黡汰虐已甚,犹可以免。其在盈乎!”秦伯曰:“何故?”对曰:“武子之德在人,如周人之思召公焉!爱其甘棠,况其子乎?栾黡死,盈之善未能及人,武子所施没矣,而黡之怨实彰,将于是乎?”在后世一年,晋灭栾氏。由是观之,黡虽汰虐,以其父武子之德,身受其福;盈虽贤智,以其父黡之汰虐,遂遇于祸。然则祸之与福,不在我之贤虐矣。

  范晔曰:“陈平多阴谋,而知其后必废;邴吉有阴德,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。终陈掌失侯,而邴昌绍国,虽有不类,不可致诘。其大致归于有德矣。袁安、窦氏之间乃情,帝室引义雅正,可谓王臣之烈。及其理楚狱,未尝鞠人于脏罪。其仁心足覃平后昆。子孙之盛,不亦宜乎?”

  由是观之,夫陈平、邴吉及袁安之后,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,又不在我之得失矣。虞南曰:“夫释教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惠,与夫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亦何殊?故盖以所修为因,其果为报。人修此六行,皆多不全,有一缺焉,果亦随灭。”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。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,罗裒富而无义,原宪贫而有道,其不同也,如斯悬绝。兴丧得失,咸必由之。由是言之,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,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。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寿者矣,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。今下士庸夫,见比干之剖心,以为忠贞不足为也;闻偃王之亡国,以为仁义不足法也。不亦过乎?)

  《易》曰:“有天道焉,有地道焉,有人道焉。”言其异也;“兼三才而两之。”言其同也。故天地之道,有同有异。据其所以异,而责其所以同,斯则惑矣。守其所以同,而求其所以异,则取弊矣。迟速、深浅,变化错乎其中,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。天、地、人、物之理莫不同之。故君子尽心焉、尽力焉,以邀命也。

  (议曰:孙卿云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理则吉,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;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循道而不惑,则天不能祸;背道而妄行,则天不能吉。故明于天人之分,则可谓至人矣。若星坠、木鸣,天地之变,怪之,可也;畏之,非也。唯人妖,乃可畏也。何者?政险失人,田荒稼恶,籴贵人饥,道有死人,夫是之谓人妖也。政令不明,举措不时,本事不理,夫是之谓人妖也。礼义不修,外内无别,男女淫乱,父子相疑,上下乖离,寇难日至,夫是之谓人妖也。三者错乱,无安国矣。”其说甚迩,其灾甚惨。《传》曰:“万物之妖,书不说。无用之辩,不急之察,弃而不治也。”墨翟曰:“古之圣王,举孝子而劝之事亲,尊贤良而劝之为善;发宪令以教诲,明赏罚以助劝。若此则乱者可使理,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为不然,昔者桀之所乱,汤理之;纣之所乱,武王理之。此世不渝而人不改,上变政而人易教。则安危治乱,在上之发政也。岂可谓有命哉?”

 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:“吾闻黄帝有刑德,可以百战百胜,其有之乎?”尉缭曰:“不然。黄帝所谓刑德者,以刑伐之,以德守之,非世之所谓刑德也。世之所谓刑德者,天官、时日、阴阳、向背者也。黄帝者,人事而已矣。何以言之?今有城于此,从其东西攻之,不能取;从其南北攻之,不能取。此四者,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?然不能取者,何也?城高池深,兵战备具,谋而守之。由是观之,天官、时日不若人事也。天官之阵曰:背水阵者,为绝军;向阪阵者,为废军。武王之伐纣也,背漳水,向山之阪,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,断纣头,悬之白旗。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?然而不胜者,何也?人事不得也。黄帝曰:‘先稽己智者,谓之天子。’以是观之,人事而已矣。”

  按:孙卿、墨翟、尉缭之说,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。周公诫成王曰:“昔殷王中宗,治人祗惧,弗敢荒宁,享国七十年。其在高宗,嘉靖殷邦,至于小大,无时或怨,享国五十九年。其在祖甲,爰知小人之衣食,能保惠于庶人,弗侮鳏寡,享国卅有三年。自时厥后,立王生则逸,惟耽乐之从,亦罔或克寿。或十年,或七、八年,或三、四年。呜呼!嗣王其鉴于兹。”

  《史记·陈世家》曰:“陈,舜后也。周武王封之陈。太史公云:舜之德,至矣。禅于夏,而后世血食者,历三代。及楚灭陈,而田氏得政于齐,卒为建国,百世不绝。”《南越传》云:“越虽蛮夷,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人哉!何其久也?历数代,尝为君主,勾践一称伯。盖禹之烈也。”又曰:“郑桓公友者,周厉王之少子也。幽王以为司徒,问于太史伯曰:‘王室多故,予安逃死乎,吾欲南之江上,何如?’对曰:‘昔祝融为高辛火正,其功大矣。而其于周,未有兴者。楚,其后也。周衰,楚必兴,兴非郑之利也。’公曰:‘周衰,何国兴?’对曰:‘齐、秦、晋、楚乎!夫齐,姜姓,伯夷之后也。伯夷佐尧典礼。秦,嬴氏,伯翳之后也。伯翳佐舜,怀柔百物。及楚之先,皆尝有功于天下。而武王封叔虞于唐,其地阻险,以此有德。若周衰,并必兴矣。’”

  按:周公、司马迁、太史伯之谈,言兴亡、长短,必依德矣。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。尝试论之曰:命也者,天之授也;德也者,命之本也。皇灵虽阴骘下人,定于冥兆。然兴亡、长短,以德为准。若德修于曩,则命定于今。然则今之定命,皆曩之德也明矣。夫命之在德,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;命定于今,则贤圣、鬼神不能移也。故君子尽心焉、尽力焉,以邀命也。此运命之至也。)

  《易》曰:“穷理尽性,以至于命。”此之谓矣。

  (议曰:夫吉凶由人,兴亡在德。稽于前载,其在德必矣。今论者以尧舜无嗣,以为在命,此谬矣。何者?夫佐命功臣,必有兴者,若使传子,则功臣之德废。何以言之?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:“周衰,何国兴?”对曰:“昔祝融为高辛火正,其功大矣。而其于周,未有兴者。楚,其后也。周衰,楚必兴。齐,姜姓,伯夷之后也,伯夷佐尧典礼。秦,嬴氏,伯翳之后,伯翳佐舜,怀柔百物。若周衰,并必兴矣。”是以班固《典引》云:“陶唐舍胤而禅有虞,有虞亦命夏后,稷、契熙载,越成汤武,股肱既周,天乃归功元首,将授汉刘。”由此言之,安在其无嗣哉!又曰:“楚师屠汉卒,睢水鲠其流;秦人坑赵士,沸声若雷震。虽游、夏之英才,伊、颜之殆庶,焉能抗之哉!”此其弊也。

  对曰:宋景公之时,荧惑在心。公惧,问子韦,子韦曰:“心者,宋分野也,祸当在君。虽然,可移于人。”据此言,则君有祸,人当受之。若当君厄舍之时,则生人涂炭。虽伊、颜、游、夏,何所抗哉?故庄子曰:“当尧舜,天下无穷人,非智得也;当桀纣,天下无通人,非智失也。时势适然。”此之谓矣。

  又曰:“彼戎狄者,人面兽心,晏安鸩毒,以诛杀为道德,蒸报为仁义。自金行不竞,天地板荡,遂覆瀍洛,倾五都。呜呼!福善祸淫,徒虚言耳。”据此论,以戎狄内侵,便谓由命,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。何则?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:“中国以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法度为政,然尚时乱,今戎夷无此,何以为理乎?”由余笑曰:“乃中国所以乱也。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,身以先之,仅可小理。及其后世,日以骄淫,阻法度之威,以责督于下;平疲极,则以仁义怨望于上。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,至于灭宗,皆此类也。夫戎狄则不然,上含淳德,以遇于下;下怀忠信,以事其上。一国之政,犹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,此真圣人之治。夫戎狄之德有如是者。”今晋之兴也,宗子无维城之助,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;师尹无具瞻之贵,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。宣、景遭多难之时,务伐英雄,诛庶桀以便事。其倾覆屠脍,非止于诛杀也。风俗淫僻,廉耻并失。先时而昏,任情而动,皆不耻淫逸之过。不拘妒忌之恶,有逆于舅姑。有反易刚柔,有杀戮妾媵,有黩乱上下,其淫乱凶逆,非止于蒸报也。

  由是观之,晋家之德,安胜于匈奴哉!今见戎狄乱华,便以为在命不在德,是何言之过欤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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