○明经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，非也，唐制有六科：一曰秀才，二曰明经，三日进士，四曰明法，五曰书，六曰算。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，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。今罢诗赋而用经义，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。

　　唐时人仕之数，明经最多。考试之法，令其全写注疏，谓之帖括。议者病其不能通经，权文公谓：“注疏犹可以质验，不者，倘有司率情，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则荡然矣。”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，殆于本末俱丧，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？

　　○秀才《旧唐书·社正伦传》“正伦，隋仁寿中与兄正玄、正藏俱以秀才擢第。”唐代举秀才止十余人，正伦一家有三秀才，甚为当时称美。《唐登科记》：武德至永徽，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，而秀才止一人二人。社氏《通典》云：“初秀才科第最高，试方略策五条，有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，凡四等。贞观中，有举而不第者，坐其州长。由是废绝。”古人所趋向，惟明经、进士二科而已。显庆初，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：“国家富有四海，于今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，未必今人之不如昔，将荐贤之道未至，岂使方称多士，遂缺斯人。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，特降纶言，更审搜访。”唐人之于秀才，其重如此。玄宗御撰《六典》言：“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，为秀才；通二经已上者，为明经；明闲时务，精熟一经者，为进士。”《张昌龄传》：“本州欲以秀才举之，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，固辞，乃充进士贡举及第。”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之所不攻当也。又《文苑英华·判目》有云：“乡举进士，至省求试秀才，考功不听，求诉不已。赵判曰：‘文艺小善，迸士之能；访对不休，秀才之目。”是又进士求试秀才，而不可得也。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？

　　明初尝举秀才。如《太祖实录》：洪武四年四月辛丑，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，童权为杨州府知府，俱赐冠带。十年二月丙辰，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。十五年八月丁酉，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。亦尝举孝廉。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，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。此辟举之名，非所施于科目之士。今俗谓生员为秀才，举人为孝廉，非也。

　　○举人举人者，举到之人。《北齐书·鲜于世荣传》“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，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，简试举人。”《旧唐书·高宗纪》“显庆四年二月乙亥，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。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，临轩试应岳牧举人”是也，登科则除官，不复谓之举人。而不第则须再举，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。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，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，有言举进士不第者。但云举进士，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，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谓之进士也。自本人言之，谓之举进士；自朝廷言之，谓之举人。进士即是举人，不若今人以乡试榜渭之举人，会试榜谓之进士也。

　　永乐六年六月，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：“近年各布政司、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，苟图虚举，有稍能行文、大义未通者，皆领乡荐，冒名贡士。及至会试下第，其中文字稍优者，得除教官；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。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，不务实学。”洪熙元年十一月，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：“乞将前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，设法清理。”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，而其弊即已如此。然下第举人犹令人监读书三年，许以省亲，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。正统十四年，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，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渴，靡所不为已。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。至于末年，则挟制官府，武断乡曲。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人，间有黜革，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。

　　○进士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，其试于礼部者，人人皆可谓之进士。唐人未第称进士，已及第则称前进士。《雍录》引唐人诗云：“曾题名处添‘前’字。”《通鉴》：“建州进士进京，尝预宣武军宴，识监军之面。既而及第，在长安与同年出游，遏之于途，马上相揖，因之谤议喧然，遂沈废终身。”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。试毕放榜，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，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，赐同进士出身，然後谓之登科。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，在乎赐及第、赐出身，而不在乎进士也。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，臣僚言：“陛下罢进士，立三舍之法，今赐承议郎徐进士出身，于名实未正，乞改赐同上舍出身。”从之。

　　○科目唐制，取士之科有秀才，有明经，有进士，有俊士，有明法，有明字，有明算，有一史，有三史，有开元礼，有道举，有童子。而明经之别有五，经有三经，有二经，有学究，一经有《三礼》，有《三传》，有史科。此岁举之常选也。其天子自诏曰制举。如姚崇下笔成章、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，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，故胃之科目，今代止进士一科，则有科而无目矣。犹沿其名，谓之科目，非也。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，更设数科，以收天下之奇士。不知进士偏重之弊，积二三百年，非大破成格，虽有他材，亦无由进用矣。

　　○制科唐制，天子自诏日制举，所以待非常之才。《唐志》曰：“所谓制举者。其来远矣。自汉以来，天子常称制诏，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。唐兴，世崇儒学。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。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，常选之士以时而举，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，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，下至军谋将略，翘关拔山，绝艺奇伎，莫不兼取。其为名目，随其人主临时所欲。而列为定科者，如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，博通坟典，达于教化，军谋宏远，堪任将率，详明政术，可以理人之类，其名最著。而天子巡狩行幸，封禅太山、梁父，往往会见行在，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。而宏材伟论，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问，不为无得也。

　　宋初，承周显德之制，设三科，不限前资，见任职宫、黄衣草泽并许应诏。景德增为六科。熙宁以後，屡罢屡复。宋人谓之大科。

　　宋徐度《却扫编》曰：“国朝制科初因唐制，有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，经学优深、可为师法，详明吏理、达于教化，凡三科。应内外职官、前资见任、黄衣草泽人，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，上吏部，对御试策一道，限三千字以上。咸平中，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，举贤良方正各一人，景德中，又诏置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，博通坟典、达于教化，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，武足安边、洞明韬略、运筹决胜，军谋宏远、材任边寄，详明吏理、达于从政等六科。天圣七年复诏，应内外京朝官，不带台省馆阁职事，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，井许少卿监以上奏举，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。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，卷五道。候到下两省看详。如词理优长，堪应制科，具名闻奏。差官考试论六首，合格即御试策一道。又置高蹈丘园、沉沦草泽、茂才异等三科。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，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，或于本贯投状乞应，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，即纳所业策论十卷，卷五道，看详词理稍优，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，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，有文行可称者，即以文卷送礼部，委主判官看详，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。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，熙宁中，悉罢之。而令进士廷试，罢三题而试策一道。建炎间，诏复贤良方正一科，然未有应诏者。

　　高宗立博学宏辞科，凡十二题：制、浩、诏、表、露布、檄、箴、铭、记、赞、颂、序，内杂出六题，分为三场，每场体制一古一今。南渡以後，得人为盛，多至卿相翰苑者。今之第二场诏、诰、表三题，内科一道，亦是略仿此意。而苟简滥劣，至于全无典故，不知平仄者，亦皆中式，则专重初场之过也。

　　○甲科社氏《通典》“按令文科第，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，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，然秀才之科久废，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，进士有甲乙两科。自武德以来，明经惟有丙丁第，进士惟乙科而已。”们日唐书。玄宗纪》“开元九年四月甲戌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，敕曰：‘近无甲科，朕将存其上第。’”《杨绾传》：“天宝十三载，玄宗御勤政楼，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，绾为之首，超授右拾遗，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。”杜甫《哀苏源明诗》曰：“制可题未乾，乙科已大阐。”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，非也。

　　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“杨遵彦铨衡深慎，选举秀才，摧第罕有甲科。德林射策五条，考皆为上。”是则北齐之世，即已多无甲科者矣。

　　甲乙丙科始见《汉书·儒林传》“平帝时，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，为郎中。乙科二十人，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，补文学掌故。”《萧望之传》“以射策甲科为郎，”《匡衡传》“数射策不中，至九，乃中丙科。”

　　○十八房今制，会试用考试官二员，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，分阅《五经八谓之十八房。嘉靖未年，《诗》五房，《易》、《书》各四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房，止十七房。万历庚辰、癸未二科，以《易》卷多添一房，减《书》一房，仍止十七房。至丙戌，《书》、《易》卷并多，仍复《书》为四房，始为十八房。至丙辰，又添《易》、《诗》各一房，为二十房。天启乙丑，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《书》三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一房，为十五房。崇帧戊辰，复为二十房。辛未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为十八房。癸未，复为二十房。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。

　　《戒庵漫笔》曰：“余少时学举子业，并无刻本窗稿。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，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，每篇誊写二三十纸。到余家塾，拣其几篇，每篇酬钱或二文，或三文，忆荆川，中会元，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○经义论策今之经义论策，其名虽正，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。唐宋用诗赋，虽曰雕虫小技，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。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，王安石所立之法，命吕惠卿、王旁等为之。《宋史》：“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，罢诗赋及明经诸科，以经义论策试进士。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。

　　元八年三月庚子。中书省言：“进士御试答策，多系在外准备之文，工拙不甚相远，难于考较，祖宗旧制，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，施行已远，前後得人不少。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，非学问该洽，不能成章。请行祖宗三题旧法，诏来年御试，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。举人且令试策，此後全试三题。”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。陈後山《谈丛》言：“荆公经义行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，而不解义。荆公悔之，曰：‘本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。’”岂知数百年之後，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？此法不变，则人才日至于消耗，学术日至于荒陋，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，将不知其所终矣。赵鼎言：“安石设虚无之学，败坏人才。”陈公辅亦谓：“安石使学者不治《春秋》，不读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而习其所为《三经新义》，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。”若今之所谓时文，既非经传，复非子史，展转相承，皆杜撰无根之语。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，其八九皆为白徒。而一举于乡，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。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，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，而欲求天下之安宁，斯民之淳厚，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？

　　《大祖实录》：“洪武三年八月，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。初场《四书》疑问，本经义及《四书》义各一道。第二场论一道。第三场策一道。中式者，後十日，复以五事试之，曰骑、射、书、算、律，骑观其驰驱便捷，射观其中之多寡，书通于六义，算通于九法，律观其决断。诏文有曰：‘朕特设科举，以起怀才抱德之士，务在经明行修，博通古今，文质得中，名实相称。其中选者，朕将亲策于廷，观其学识，第其高下，而任之以官。’”伏读此制，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。至十六年，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：第一场《四书》义三道，经义四道，未能者许各减一道；第二场论一道，诏浩表内科一道，判语五条；第三场经史策五道，文辞增而实事废，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，而行之二百余年，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。

　　《四书》疑犹唐人之判语，设为疑事间之，以观其学识也。《四书》义犹今人之判语，不过得之记诵而已。苟学识之可取，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。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，书写之速，而取其长，则七篇不足为难，而有并作《五经》二十三篇，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，亦何稗于经术，何施于国用哉。《实录》言：“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，诏于国子诸生中，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，得三十七人。命之博极群书，讲明道德经济之学，以期大用，称之曰老秀才。累赐罗绮袭衣中靴，礼遇甚厚。”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，固不仅以帖括之文。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，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，可叹也！

　　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，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：“朝廷所重安百姓，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，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，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。古事不通，道理不明，此岂可任安民之寄？”当日贡举之行，不过四十年，而其弊已如此，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，而相持不变乎？

　　○三场明初三场之制，虽有先後，而无重轻。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，略于考古。主司阅卷，复护初场所中之卷，而不深求其二三场。夫昔之所谓三场，非下帷十年，读书千卷，不能有此三场也。今则务于捷得，不过于《四书》、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，窃取他人之文记之，入场之日，抄誊一过，便可侥幸中式，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。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，学问由此而衰，心术由此而坏。宋嘉中，知谏院欧阳修上言：“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，请宽其日限，而先试以策而考之。择其文辞鄙恶者，文意颠倒重杂者，不识题者，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，误引事迹者，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，杂犯旧格不考式者，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，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。以其留者次试以论，又如前法而考之，又可去其二三百。其留而试诗赋者，不过千人矣。于千人而选五百，少而易考，不至劳昏，考而精当，则尽善矣。纵使考之不精，亦当不至大滥，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。比及诗赋，皆是已经策论，粗有学问理识，不至乖诞之人，纵使诗赋不工，亦可以中选矣。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。”今之有天下者，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，不得已而以言取人，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。盖救今日之弊，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，而七等在所先去，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，而至者渐少，科场亦自此而清也。

　　○拟题今日科场之病，莫甚乎拟题。且以经文言之，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，而本经之中，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。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，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，计篇酬价，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。入场命题，十符八九，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，较之风檐结构，难易遇殊，《四书》亦然。发榜之後，此曹便为贵人，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，天下之士靡然从风，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，予闻昔年《五经》之中，惟《春秋》止记题目，然亦须兼读四传。又闻嘉靖以前，学臣命《礼记》题，有出《丧服》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，百年以来，《丧服》等篇皆删去不读，今则并《檀弓》不读矣。《书》则删去《五子之歌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、《西伯勘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胺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浩》、《文侯之命》等篇不读，《诗》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，《易》则删去《讼》、《否》、《剥》、《豚》、《明夷》、《睽》、《蹇》、《困》、《旅》等卦不读，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，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。读论惟取一篇，披庄不过盈尺。因陋就寡，赴速邀时。成者，以一年毕之。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，以一月毕之。成于剿袭，得于假倩，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，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，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，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，们四百六十余人也，请更其法，凡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文皆问疑义，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《五经》、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，如《易》之郑、王，《诗》之毛、郑，《春秋》之三传，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皆依此发问，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：“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，而断以己意。”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，使人不得意拟，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，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，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。又不然，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，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。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，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，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。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，兼问古今，人自不得不读《通鉴》矣。夫举业之文，昔人所鄙斥，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，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，何其愈下也哉！

　　读书不通《五经》者，必不能通一经，不当分经试士。且如唐宋之世，尚有以《老》、《庄》诸书命题，如《卮言日出赋》，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。今不过《五经》、益以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，亦不过九经而已。此而不习，何名为上？《宋史》、“冯元，授江阴尉，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，元自荐通《五经》、谢泌笑曰：‘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，于尚少，能尽通邪？’对曰：‘达者一以贯之。’更问疑义，辨析无滞。”

　　《石林燕语》“熙宁以前，以诗赋取士，学者无不先遍读《五经》。余见前辈虽无科名，人亦多能杂举《五经》盖自幼学时习之，故终老不忘，自改经术，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，他经纵读亦不能精，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《五经》，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。若今人问答之间，称其人所习为‘贵经’，自称为‘敝经’，尤可笑也。”

　　科场之法，欲其难不欲其易，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，则觊幸之人少。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，而士类可渐以清。抑士子之知其难也，而攻苦之日多，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，而士习可渐以正矣。

　　墨子言：“今若有一诸侯于此，为政其国家也，曰：‘凡我国能射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’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，不能射御之士惧。曰：“凡我国之忠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忠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’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忠信之士喜，不忠信之士惧。”今若责士子以兼通《九经》，记《通鉴》历代之史，而曰：“若此者中，不若此者黜。”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，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。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，皆不学无文之人也，人主可以无听也。

　　今日欲革科举之弊，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，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，然後可以得人。晋元帝从孔但之议，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，古之人有行之者。○题切时事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，亦虞帝“予违汝弼”之遗意也。《宋史·张洞传》“试开封进士，赋题曰《孝慈则忠》。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，英宗曰：‘张洞意讽朕。’宰相韩琦进曰：‘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’上意解。”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，远则通乡校之论，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。

　　天启四年，应天乡试题《今夫奕之为数》一节，以魏忠贤始用事也，浙江乡试题《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》，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。七年江西乡试题《皓皓乎不可尚已》，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。崇帧三年，应天乡试题《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》，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。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。当时季集，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，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。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《春秋》题《宋公入曹，以曹伯阳归》，以公孙缰比陈启新，是以曹伯阳比皇上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天启七年，顺天乡试《书经》题《我二人共贞》，以周公比魏忠贤，则又无将之渐，亦见之弹文者也。

　　景泰初，也先奉上皇至边，边臣不纳，虽有社稷为重之说，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。顺天乡试题《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》一节，盖有讽意。○试文格式经义之文，流俗谓之八股，盖始于成化以後，股者，对偶之名也。天顺以前，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，或对或散，初无定式，其单句题亦甚少。成化二十三年，会试《乐天者保天下》文，起讲先提三句，即讲乐天，四股；中间过接四句，复讲保天下，四股；复收四句，再作大结。弘治九年，会试《责难于君谓之恭》文，起讲先提三句，即讲责难于君，四股；中间过接二句，复讲谓之恭，四股；复收二句，再作大结。每四股之中，一反一正，一虚一实，一浅一深，其两扇立格，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，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。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。若长题则不拘此。嘉靖以後，文体日变，而问之儒生，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。《孟子》曰：“大匠诲人必以规矩。”今之为时文者，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？

　　发端二句，或三四句，谓之破题。大抵对句为多，此宋人相传之格。下申其意，作四五句，谓之承题。然後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，谓之原起。至万历中，破止二句，承止三句，不用原起。篇末敷演圣人言毕，自掳所见，或数十字，或百余字，谓之大结。明初之制，可及本朝时事。以後功令益密，恐有藉以自炫者，但许言前代，不及本朝。至万历中，大结止三四句。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，在位之臣畏首畏尾，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。

　　试录文字之体，首行曰“第一场”，顶格写。次行日“《四书》”，下一格。次行题目，又下一格。《五经》及二、三场皆然，至试文则不能再下，仍提起顶格。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。若岁考之卷，则首行日“《四书》”，顶格写，次行题目，止下一格，经论亦然，後来学政苟且成风，士子试卷省却“《四书》”、“《五经》”字，竟从题目写起，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。圣经反下，自作反高，于理为不通。然日用而不知，亦已久矣。又其异者，沿此之例不论古今，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。万历以後，坊刻盛行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，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。如题日《周郑交质》，下二格，其行未书“左丘明”。题曰《伯夷列传》，下二格，其行未书“司马迁”。变历代相传之古书，以肖时文之面貌，使古人见之，当为绝倒。

　　○程文自宋以来，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，谓之程文。《金史》：“承安五年，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，示为举人之式，试後赴省藏之。”至本朝，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。後多主司所作，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。《神宗实录》：“万历十四年正月，礼部议：‘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，原卷不宜尽掩初意。’从之。”十五年八月，命礼部会同翰林院，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，刊布学宫，以为准则。”时札部尚书为沈鲤，兼官翰林学士。

　　文章无定格，立一格而後为文，其文不足言矣。唐之取士以赋，而赋之未流最为冗滥。宋之取士以论策，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。明之取士以经义，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。皆以程文格式为之，故日趋而下。晁董公孙之对，所以独出千古者，以其无程文格式也。欲振今日之文，在毋拘之以格式，而俊异之才出矣。

　　○判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，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。至于近年，士不读律，止钞录旧本。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，或吏或户。记得五条，场中即可互换。中式之卷大半雷同，最为可笑。“《通典·选人条例》：“其情人暗判，人间谓之判罗，此最无耻，请榜示以惩之。”後唐明宗天成三年，中书奏：“吏部南曹关，今年及第进士内《三礼》刘莹等五人，所试判语皆同。勘状称：‘晚逼试期，偶拾得判草写净，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。’”敕：“贡院擢科，考详所业，南曹试判，激劝为官。刘莹等既不攻文，只合直书其事，岂得相传稿草，侮渎公场。宜令所司落下放罪。”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，尚令科罪。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，而士子公然互换，至一二百年，目为通弊，不行觉察。传之後代，其不为笑谈乎！试判起于唐高宗时。初吏部选才，将亲其人，覆其吏事。始取州县案犊疑议，试其断割，而观其能否。後日月浸久，选人猥多，案牍浅近，不足为难。乃采经籍古义，假设甲乙，令其判断。既而来者益众，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，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，惟惧人之能知也。佳者登于科第，谓之人等；其甚拙者谓之蓝缕，各有升降。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，谓之宏词。试判三条，谓之拔萃，亦日超绝。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。今国朝之制，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，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，其意甚美，又不用假设甲乙，止据律文，尤为正大得体。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，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，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。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，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。宜乎各记一曹，互相倒换。朝廷之制，有名行而实废者，此类是矣。必不得已而用此制，其如《通典》所云，“问以时事疑狱，令约律文断决，不乖经义”者乎？○回经文字体生员冒滥之弊，至今日而极。求其省记《四书》本经全文，百中无一。更求通晓六书，字合正体者，千中无一也。简汰之法，是亦非难，但分为二场：第一场令暗写《四书》一千字，经一千字，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；第二场乃考其文义，则矍相之射，仅有存者矣。或曰：此未节也，岂足为才士累？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，射御之後，继以六书。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以周官童子之课，而责之成人；汉世椽史之长，而求之秀士。犹且不能，则退之陇亩，其何辞之有，北齐策孝、秀于朝堂，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，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，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，潜霸之君尚立此制，以全盛之朝，求才之王，而不思除弊之方，课实之效，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，以是为顺人情而已。权文公有言：“常情为习所胜。避患安时，俾躬处休，以至老死，自为得计，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，整齐教化根不·原始要终，长辔远驭者邪？”古今一揆，可胜慨思。

　　○史学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，谏议大夫殷侑言：“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晔《三史》为书，劝善惩恶，亚于《六经》。比来史学废绝，至有身处班列，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。”于是立《三史》科及《三传》科。《通典·举人条例》：“其史书，《史记》为一史，《汉书》为一史，《後汉书》并刘昭所注《志》为一史，《三国志》为一史，《晋书》为一史，李延寿《南史》为一史，《北史》为一史。习《南史》者兼通宋、齐《志》，习《北史》者通後魏、隋书《志》自宋以往，史书烦碎冗长，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，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，其徐一切不问，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《实录》并《贞观政要》共为一史。”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，若能依此法举之，十年之间，可得通达政体之士，未必无益于国家也。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，大常博士倪思言：‘举人轻视史学。今之论史者独取汉、唐混一之事，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。然其迸取之得失，守御之当否，筹策之疏密，区处兵民之方，形势成败之迹，惮加讨究，有补国家。请谕春宫，凡课试命题，杂出诸史，无所拘忌，考核之际，稍以论策为重，毋止以初场定去留，”从之。

　　史言薛昂为大司成，寡学术，士子有用《史记》西汉语，辄黜之。在哲宗时，尝请罢史学，哲宗斥为俗佞。吁，何近世俗佞之多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