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
却说两军师的奏疏，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旧文武诸臣会议朝仪，行到各郡开府，广谘博访。吕律与高咸宁出镇在外，未便悬议，况且归于帝师裁正，更无可以赞助高深。到因本朝刑书太繁，赋役太重，二者皆属治平要务，均宜厘正以为一代制度。从来英雄之见大略相同，先经移文会商定了，于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，联名上奏。如今先说刑书怎样更正。其疏略曰：
臣闻礼者，禁于未然之前；刑者，旋于已然之后。倘未然者不可禁，则已然者不可不治。故礼与刑二者，乃圣人驭世之大权也！本朝创国之始，礼仪制度、刑律典章，亦既详且备矣！虽然，礼可过于繁，而刑不可或繁也。礼之在下者，或可繁，而礼之在上者，亦不可太繁也。兹承皇帝陛下睿鉴及此，已奉敕旨廷议因革外，臣请得以《刑书》论之。古者五刑，墨、劓、炁、宫、辟；今之五刑，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斩。其重与轻，大相悬殊。岂古圣王不仁之甚，而必欲残刻人之肢体以快于心哉？夫刑罚重，则民畏而犯者少；刑罚轻，则民狎而犯者多。夫断者不可复续，民未有不感激涕泣而日迁于善者。是刑一人，而使千万人惧也！所以虞、夏、商、周，皆相传而不变。刑措之风，于焉不甚。自汉至唐递加损革。肉刑遂皆废尽，而后世之犯法罹罪者，百千倍于往昔。何也？笞、杖、徒、流，无损于身，不足以惩其奸也！在良民之误犯法者，犹知自省，若奸狠之徒，则多甘心而故犯，犯而受刑之后，反若加了一道敕书，为恶滋甚。天下之民，恶者日多而良者日少，不可谓非法之使然也！其弊至此，乌可不思所以更变之哉？
一、笞罪宜革也。
圣王之世，法网宽大，些微过犯，何足加罪？《虞书》鞭作官刑，朴作教刑，原在五刑之外，但施之以鞭、朴而不名为罪，以其所犯者轻也。是故定爰书者方谓之罪，罪乃重矣！今之笞罪二十者，折责止数板，杖罪至一百者，折责不过四十板。而酷吏之鞭朴人者，动辄至四十、五十，即再越而上之，亦无界限。是有罪者刑之甚轻，而无罪者刑之反重。颠倒若此，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！
一、军、流二罪均宜革也。夫移于卫籍者谓之军，生子若孙，无异于民。徙于远方者谓之流，生子若孙，仍为土著。王者四海一家，军民一体。安在家于故土者谓之良民，而徙于远方者便谓之罪人乎”安在占于民籍者谓之良民，而移于军籍者便谓之罪人乎？且为恶之人，岂有于此地能为恶，而移于彼地便能为善乎？岂有于民籍则为恶，而改于军籍竟能为善乎？是诚不可解也！夫宦游与流寓之人，多随处为家，离其故上有二、三千里，甚至四、五千里者，曷常不与流罪相若哉？
一、六赃内常人盗一款，所当革也。夫监守盗者，原系有职之人，监守官物，而反侵没入己，推其心为欺上，论其罪属故犯，非盗也，而名之曰“盗”，是深恶之词。所以计赃之多少，而定其罪之轻重。若常人之盗在官之物，与盗民间之物，推其心，不过鼠窃狗偷，均之盗也！今常人盗之律，与枉法赃同科，八十两便绞，窃盗之律，与不枉法赃同科，至一百二十两乃绞。所犯本无以异，而律则大有攸别。特为上者所重在货物，故并其罪而重之耳！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之贤君。有人盗去太庙玉环，必欲诛之，而廷慰张释之论止罚金，且云：“若盗长陵一抔土。其罪又当何以加诸？”嗟乎！释之之论罚金，虽过于从轻，然止以盗论，而不以盗官物为重于盗民间之物。则其义当矣！后之人君，若汉文帝之以怒动诛者，正恐不少；而欲求刑官如释之之犯颜直谏者，恐千载而不可得一二！则莫若并常人盗之名色而革之，无分官物与民物，总入于窃盗同科为善乎！
一、窃盗以赃定罪之律，亦所当革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首重诛心。彼为盗者，得赃虽有多寡之殊，而原其为盗之心则一。若必以赃数定罪，则轻者不过笞杖，重者乃至于绞。何以同一盗心，而罪之悬绝若是？夫不幸而得赃少者，犹幸而罪甚轻，其盗心固不容已；即不幸而罹重罪者，犹幸而得赃多，其盗心亦断不肯止。是则生之、杀之，皆不足以劝惩其后。要知偷儿之入人家，必尽其所取而后已，乌得有诡避夫绞罪，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两之内为准则乎？故计赃定罪，但可施之于枉法不枉法，以事取人之财者，断不可加之于为盗者也。
一、坐赃致罪，尤所当革也。夫所谓坐赃者，不过寮彩馈送之礼，与上下交接之仪。其间吉凶庆吊、币帛往来，虽圣贤亦不能免。孟氏云：“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礼，斯孔子受之矣！”即“坐”之一字，顾名思义，原属非赃而坐之，又乌足以服人之心？圣王之世，法网宽大，岂宜有此？将欲举天下之臣民，皆为于陵仲子，如蚯蚓而后可哉！若其结交请托，暮夜投金，自有枉法与不枉法。二者律文，森然具在，原不可以此借口而幸免也者。
一、七杀内“故杀”之条，宜革也。夫杀人者偿命，乃天地之常经、古今之通义。今以斗殴、杀为可赦，而以故杀者为十恶不赦，岂死于故杀，乃死于斗、殴杀者，其死有以异乎？若曰临时有意，曰故为其心必欲杀之，与斗、殴之不期死而死者有异，是则舛已。夫为盗之心，显而易见，即谋杀之心，亦可推求而得，若至拳棒交加，纷纭争斗之际，而必曰此固无欲杀之心，彼固有欲杀之心也，即鬼神亦有所难明者！若谓故杀之条，亦诛心之律，则当罪有轻重之别。今同一死耳，又何必分故与不故乎？且今之杀人者，千百案之中，而律以故杀者，曾未闻有一二，至律以斗、殴杀者，则千百案之中，如出一口。迨秋审之期，多入于可矜可疑，或缓决之内；其抵命者，亦曾未闻有一二。宁不滋长凶人之焰与？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，慎重决囚，则此命可活，彼命可独死乎？生者可受矜全，死者可受沉冤也乎？王者之生杀，如天道之有春秋，相须而行，岂可以煦煦为仁，而有害于 乾道至刚之用？夫锄稂莠，所以养禾苗；诛奸凶，所以劝良善。孟氏云：“杀之而不怨。”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，则是杀人者杀无赦，不必另立故杀之条，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。
一、过失杀之律，赎绞以金，可革也。所谓过失者，乃转瞬所不及，措手所不逮，匪特细人也。即仁人君子，容亦有罹此厄者。不可加之以罪，故虚名曰“绞”，而实取罚金十二两四钱有奇，以为营葬之资。岂人之一命，止值此数乎？绞之一罪，亦止值此数乎？夫徒罪收赎，尚有十八两之多。颠倒若此，殆难为作律者解矣！而且杀之一字，尤不可以混入。自我杀之之谓杀，此不特非我杀之，亦并非因我而死，焉得标之日过失杀乎？过失既不可名曰“杀”，绞罪亦不容以金赎。如之何其不去诸？凡有当此案者，察其人之富贵、贫贱而罚金之多寡，以惜死者之家口，于义当矣！昔子产制《刑书》，萧何造《律法》，原本均无传焉。今之所谓律者，类皆后代所改作，而又添出如许条例，纷纭错杂，令人莫所适从。夫曹参代何为相，赞其政令画一，守而勿失，则知萧之律，断断乎其画一者，律之所载纷纭错杂之例，断断乎亦宜尽行革之。而后得成为画一之典章已尔！
臣等不猜僭妄，酌古斟今，因时制宜，更定《五刑》，并《四赃》、《六杀》大纲于左：五刑减去今之笞、军、流，增入古之&~LSYN;、宫二罪。
一、杖罪。断自杖六十起，至一百止，为五等。一切的决不收赎。妇女犯者，除不孝奸情，本身受刑，余皆责其夫男，无夫男者赦之。七十岁以上，十二岁以下，并废疾之人有犯者，亦赦之。其律内所载应得笞罪，尽行削去，犯者量责。《虞书》所谓朴作教刑，不以罪名也。
一、徒罪。断自一年起，至五年止。向以三年为五等，兹以五年为五等。徒一年者，发五百里；徒二年者，发一千里；徒三年者，发一千五百里；徒四年者，发二千里；徒五年者，发三千里。凡犯监守、枉法二罪应充徒者，皆双颊刺字：监守刺“侵盗”二字，枉法刺“坏法”二字，左右颊各刺一字。犯此监守、枉法二罪，如老与废疾之人，坐其子弟，妇女罪及夫男，不赦外，其以他事犯徒者，老、幼、废、疾、妇女，悉以宽宥。此寓流于徒，徒为贱役，流属安置。是故流三等均行削去。其充军诸律，边远者徒五年，附近者徒四年可也。
一、&~LSYN;罪，刖足也。唯窃盗及抢夺用之。无论官物与民间之物，罪皆一体。初犯者，颊上各刺“窃盗”、“抢夺”二字；再犯者，各刖足；三犯者，窃盗斩、抢夺绞。但是赃即按律行，不计数之多少。妇女初犯量责，再犯刺字，三犯刖足而止。外有强盗而未得财者，亦刖足，仍刺其面。
一、宫罪，阉割也。唯奸情干名犯义者用之。如翁奸子妇，本律皆斩。翁固可斩也，而使为人了者，以其妻之故，而坐视父之惨受极刑，苟有些微孝心者，我知其决不忍也！易以宫刑，庶几其无伤于天性乎？又如婿奸妻母，其服制不过三月，而律之以绞，亦觉太甚。夫为其妻者本无罪也，而使之顿失所天，又岂仁者之用心？亦当以宫刑代之，推此而凡异姓之亲，因奸而得死罪者，宜悉易以宫刑者也。至其奸妇之死、生、去、留，一听本夫。若系孤孀，照奸律杖责，外同姓之亲，因犯奸而罪应斩绞，悉从本律。
一、大辟，绞、斩、剐皆是也。除奸情内应易宫罪以外，如伪造历日、茶盐引、私钱，与弃毁各衙门印信，邀取中途公文，称颂大臣德政，凡属法重情轻应斩者，均宜易以绞罪；又如师巫假降邪神，空纸盗用印信，诈传亲王令旨，应绞者，亦属法重情轻，均宜易以徒罪；再监守、枉法与不枉法，应服大辟，在下文赃款之内。
四赃本律内六赃。常人盗赃、与坐赃皆已削去，其窃盗不计赃而定罪，与常人之盗官物亦然。共去三款，添入“那移”一条，共为四赃。
一、监守盗赃，五百两徒一年，一千两徒二年，一千五百两徒三年，二千两徒四年，二千五百两徒五年，三千两以上斩。追赃不完者勘产，除妻孥外，其妾、婢、僮、仆皆入官。若犯赃止五百两以下，均满杖，与五等徒罪皆刺字。第杖罪之赃，产尽者赦之，人亡亦赦之，余皆不赦。至律内有准监守盗论，如虚出通关，转贷官物之类，原非侵匿入己，但应追帑完公，罪止于革职。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，法当寓严于宽尔。
一、那移。那移者，或以彼而那于此，或以后而那于前。推其心则属因公，论其事则为济急，究竟此项仍可以还彼项，前款仍可以还后款，不过仓卒擅动，绝无一毫私意于其间者，不议外，其有费去虽属因公，而事则原非济急，库帑已亏，无款可补，借口以为开销之地，而实有侥幸之心，方名曰“那移”。其赃比监守多一倍者，罪亦如之；至死者绞，三月以内完者，减等发落；不完者，罪及本身，勘产而止。幸而遇赦，亦得减等。
一、枉法。赃至一百两者杖。每徒一等，递加五十，计满三百五十两者徒五年，五百两者斩。追赃不完者勘产，妻、孥、妾、婢、童、仆尽行入官。虽赃止一百两以下，犯五等杖罪者，亦不赦，与徒五等皆刺字。其有准枉法论者，赃数相等，罪亦如之。唯至死者绞。追赃不完者，勘产而止。妻、孥不问。若犯杖罪者，但免刺字，统不援赦。
一、不枉法赃。其数倍于枉法者，其罪同。至死者，绞。限一年以内完赃者，减等发落；不完者，但刑本人，不勘产，若遇赦仍得减等。外有准不枉法论者，罪止满徒。追赃力不能完者，赦之。
六杀分出斗、殴、杀，减去故杀、过失杀，增入威逼杀。
一、谋杀。悉从本律。
一、误杀。悉从本律。
一、斗杀。不论人之多寡，但执持兵器，争斗致死者曰“斗杀”。是皆有意于杀人者，斩；若于拳脚相殴之际，遽抢兵刃，因而杀入者，亦斩；若系木器，仍从殴杀论；其有老幼及妇女犯者，并如律。
一、殴杀。彼此不拘人众，但以拳脚互殴而死者，曰“殴杀”。是尚无意于杀人者，悉从本律绞；若老人及妇女犯者，皆如律；其有彼此幼童相殴致死者，亦如律。斗杀、殴杀二者，皆勘实立决。倘有仓卒救父、兄之难，出于迫切之衷，或骤见妻、妾为人调戏，情难容忍，实有所不甘者，监候。遇赦减等。其外即系疯病之人，亦并如律，不容少贷。
一、戏杀。并从本律。但律文所载过失杀条款内，有驰马街衢、放枪林野之类，为耳目所不及、知虑所不周者。若其事出于奉公差遣，似可以过失论；否则属于游戏为乐，当归之戏杀项下也。余有类者仿此。
一、威逼杀。威者，势焰也。小民慑其势焰，既不能与之抗衡，又不敢与之争辨，而甘心于一死者，其气之郁塞而无可申，其情之冤抑而无可诉，为何如耶？孟氏云：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夫在上者以虐政杀人，尚与加刃无异。”今以齐民而其威焰竟足以杀人，虽不手操兵刃，而实有甚于操刃者！此其人必大憝元恶，诛之唯恐不速。本律止于杖罪，有是理乎？今应改威逼杀者斩，不赦，庶刑罚之中于义哉！若死者非其本身，是伊衰迈、残疾之父母，减罪三等，若系妻妾、子女并从本律。若亦有废疾者，减罪五等。
臣窃思之，古者五刑，从无减等之制，亦无赎金之法，所犯不同，其罪各别。大辟之不可减而为宫，犹&~LSYN;之不可减而为劓、为墨也。至后世之五刑，则绞、斩而可以减流；流与徒，均可以减至于杖与笞。是亦省刑之意，兹者古今参用。凡死罪减而至于流者，应改为徒五年，徒则递减，杖亦如之。虽减而罪犹存，尚可行也。若赎金一道，则罪尽豁免，是朝廷以刑法而卖金矣！《虞书》，金作赎刑，原不在五刑之内，谓因公有犯者，罚金以赎之。此盖论其事，则为有过，原其心，则属无罪；或势有所不能，力有所不逮之际，以至于犯，故不可加之以罪，而但罚之以金也。降至后世，虽罪有不可宥者，而亦得以金赎，是使富贵之人皆幸脱于法网之外。圣王之宽大，夫岂若是？故凡律载以私犯罪而赎者，宜尽革除。若因公而犯者，既罚以金，又当并其罪名而泯之，但谓之赎刑可也。如有禄之人，则罚俸降俸、降职降级，足以尽之；无禄之人，则输金罚粟，或力役足以尽之矣！或曰五刑赎锾，创自《周书．吕刑》篇，岂可擅论？而不知周之穆王亦为叔世，岂大舜之法，反不可法则与？至鞭作官刑，朴作教刑，此以私犯罪而细微者，故以朴责教之；若师之朴责其弟子然，今亦定为限制，断不容朴责至二十以外而入于杖罪之数也！夫如是，则公私有别，轻重有权，而于古人制刑之意不相悖矣！臣等谨以本朝律书，综核厘正，并奏睿览。伏候帝师裁夺！
月君批示曰：
子产《刑书》、酇侯律法，不遗于后，未知何若也。吕律以古今五刑参酌互用，皆折衷以圣贤之旨，允宜为当代之宪章。惜乎天下未一。不能通行宣布，俟奏闻行在，编之国史，以为百王取法。
而今再说更定赋役的制度。疏曰：
臣窃闻之，邦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财者，食之原也，故治国之要，必先养民；养民之要，必先薄赋。古语云：“衣食足而后礼义兴，礼义兴而后教化行，天下乃王。”苟为人主者使民失其所天，则饥寒迫于肌肤，欲民之无奸伪，不可得也！奚暇治夫礼义哉？夫兴王之世，民未尝不足，而衰敝之时，民又未尝不困。君民原属一体，未有民足而君不足，未有民不足而君自足者。兹幸逢皇帝陛下敕议朝廷之礼，臣请得言其行礼之本。夫礼，不独在朝廷也。上而行之，下而效之。登斯世于熙皞之域者，莫礼为若；而欲使民安于礼让，而莫知所以使之者，莫足食为务。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；九年耕，则有三年之蓄。故猝遇水旱而民若不知。今之民，则终身耕而无一日之蓄，举家耕而无半年之需者，虽常遇丰亨，亦若不聊其生。何也？在上之人，取之者众且多也！考之“井田”之制，无赋税亦无徭役，不可复矣！自七国争而井田日废，赋敛日重。汉有夏税、秋粮之制，唐有租、庸、调三者之法，至宋而盐、铁、酒、茶，及今而齿、革、毛、羽。凡有利孔，莫不与民争较锱铢，甚非王者之大度矣！
臣等不揣固陋，揆衡今古，拟定赋税、徭役，并榷关、钱法、盐政诸条于左：
一曰赋。盖出自田土所贡者。古者“井田”，无敛于下，但寓兵于农，而以田赋出兵。所谓“赋”者，兵也。后世兵、农分而夏脱、秋粮，总谓之赋。又有按其户口而征之者，谓之曰“丁银”。大约昉于鲁庄公之料人，而以其所征者为养兵之用也。其丁有人盯门盯匠盯灶丁之别，其额有上、中、下之等第。小民孜孜汲汲，日不暇给，而纳一丁之上者，几至一两，下者亦有数钱；岁遇灾荒，田有捐税之时，而丁则无缓征之日。迄今额在而丁亡，丁亡而征输如故，累及闾里。臣议将以丁额统归于田赋之内，俾丁随田转。有田之家，方纳人丁，譬如以百亩之田，而入二丁之重则，则每亩亦止多二分之数，岁丰则完，岁凶则赦。庶几田之所产，可以不劳余力乎！虽然，夏税折色也，秋粮本色也，而又加以丁银，则一田而三赋，其为定额，断不可出于十二之外。
二曰税。盖取之于市者。古者贸易，有市官治之耳，无所征也。后乃有征其市地之廛者，即今地租、房税之类，而尚未税其货也。今则既征其房地，而并税其货物，如牙行有税，市集又有说，麻、缕、丝、枲、粟、米、豆、麦，牛、羊、驴、马等畜，莫不有税。蚩蚩小氓，抱其些微之物，入市即从而税之，近于攘之矣！尤奇者，神庙香火稠盛之处，则有香税，是税庙宇乎？抑税鬼神乎？诚莫可解已！臣议将一切诸税尽行除革，其应留者止三项。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则房地宜有租税；典商为富厚之民，本大利广，是亦不妨有税；至于田产交易，令其请官印而税之，所以杜日后争端，亦便民之事。夫如是，则上之诛求稍减，而下之民生亦得以渐厚矣。
三曰徭。役民之力也。自古有之，第从无不役富贵而但役贫贱者，先王用刑自贵近始。而行赏则先于疏远，岂以徭役而不加富贵乎？论者谓卿大夫位列朝廷，宜敦其体，不可任之力役。夫卿大夫固宜敦其体，岂卿大夫之奴仆，亦并宜敦其体耶！曷不使之供役于上也？且甚而至于胥吏，亦多优免，是则胥吏亦在敦体之例耶？或以为婿吏役身于官，一人不能兼二役，夫其役身子官者，乃彼之生计，非上之人役之也。彼小民者，孰无生计，而可独任国家之力役，并代任缙绅、胥吏之力役哉？臣愚以为优免徭役，宜加于士之贫者，不宜加于大夫之富贵者；宜加于茕民之贱者，不宜加于胥吏之贱者。庶几王者至公无私之意乎？否则荆公雇役之法亦可。司马温公废新法，而东坡先生不以人废言，独以雇役为决不可废。卓哉，见之远矣！
四曰关榷。讥而不征不可说矣。第有货而后有榷，有商而后有税，未闻无商无货，从而榷之者也。如今宦游之人，或客游之子，行李之中，偶带些微为需用计耳，原非货卖者比，虽一冠一履，亦必榷而税之。何也？然此尚有一物之可税，乃虚舟而行者，并其船而税之，使天下之人，举足动步，必先有输于朝廷。诚不知其好利之心，一至于此！愚意以为商贾可税，使非商贾、非货卖者，均不可税；舟之载货者可税，若空舟往来者，亦何可税之？而贻怨于小民，贻讥于后世乎！是则所谓上船料之关，均可革也。
五曰钱法。古者谓钱为泉，言如泉水之可以通达四海也。今之钱则不然，有行于此邑而不能行于彼邑者，有铸于彼郡而不可以通于此郡者。俗语云“钱使地道”，其故安在耶？在于上之人，先以此取利，夫王者铸钱，以通天下之贸易。奈之何司农钱局之中，岁必计其获息多少耶？于是外省之设炉者，尤而效之，必以获息之多逢迎其上，而其息则又三分之一入于国，一进于官，一没于吏胥，其钱至于瘦削而不可问。然后奸民私铸之钱，得以参杂于官钱之内。即一邑之市镇，彼此之钱，尚有不能相通者，又岂能通达于四海而谓之泉也哉！臣愚以为京局铸钱，先定其规式，次定其轻重，再定其厚雹大小，每岁所铸而发于民者，仅取其本值，更不浮取厘毫之息。凡各省藩司之铸钱者，照依京局一体遵行。庶几鹅眼之钱，不复见于今矣！
六曰盐政。古者鱼盐不禁，无所谓盐官也。自管子煮海为盐而通商贾，始擅其利。汉则取其税而无官，迨后则有官而复有税矣。今者盐池、盐场既有大使，又设转运诸司、巡察御史，一处之供亿，动以数十万，反浮于国课，朝廷亦何乐乎有此官也！臣愚以为商人之赴场掣盐者，止大使已足司其出入。照其螙载之数，给与官票，过关则征税，至发卖地方则征课，一胥吏事耳，曷用多官，悠游无事，朋分此数百万金乎？夫此数百万金者，将谓出自商之本乎？抑亦出于商之利于？若出于商之利，则所取者仍属小民之资。故商之所费者简，则盐贱而民亦日有所剩譬如漏瓮，日减一滴，终年而谒，不漏则常盈矣！夫如是，则商富而足。国亦省费，不亦善乎？
抑臣更有请者。我朝太祖高皇帝愤张士诚据吴不服，乃籍富豪家租册为税额，由是苏郡之赋为最重，而松郡略次之。考二郡之赋，竟居天下十之有二。至建文二年特颁恩诏。悉减旧则，每亩米不过一斗，银不过一钱，未几而燕藩僭位，仍复洪武之制。在元时，苏郡赋止三十六万，今已加至二百八十余万。小民终岁勤动，而供于上者十之七八，即大丰之年，亦必称贷以输将，权其子母，尽归乌有；若遇歉岁，臣不知其如何也夫！吴门密迩皇畿，素称文物之邦，使民兴于礼让，当自此始。臣知皇帝复辟之先，发政施仁。首所念主，不揣固陋，谨具奏帝师云云。
月君览毕，赞道：“两军师皆具济世之才，可惜未遇主耳！”公孙大娘道：“已遇帝师，何为不遇？”月君道：“噫！遇孤家，犹不遇也！”聂隐娘道：“这是何说？”月君道：“世人多以成败论也。”遂援笔批云：
吕律、高咸宁敷陈赋役，言言皆中綮壤。循而行之，实膏肓之卢扁也！第孤家益嗟世风日降。王道竟不可复耳！俟奏请行在，与《刑书》同入国史。
以上二疏，并附议复典礼一疏，择日遣使奏达建文行在。
正是：方袍圣主，徒怀王道之兴；韦带儒生，略显霸才之用。下文又演何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