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河渠

　　○黄河

　　金始克宋，两河悉畀刘豫。豫亡，河遂尽入金境。数十年间，或决或塞，迁徙无定。金人设官置属，以主其事。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，六在河南，十九在河北，埽设散巡河官一员。雄武、荥泽、原武、阳武、延津五埽则兼汴河事，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莅之。怀州、孟津、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则兼沁水事，设黄沁都巡河官一员于怀州以临之。崇福上下、卫南、淇上四埽属卫南都巡河官，则居新乡。武城、白马、书城、教城四埽属浚滑都巡河官，则处教城。曹甸都巡河官则总东明、西佳、孟华、凌城四埽。曹济都巡河官则司定陶、济北、寒山、金山四埽者也。故都巡河官凡六员。后又特设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桥使。凡巡河官，皆从都水监廉举，总统埽兵万二千人，岁用薪百一十一万三千余束，草百八十三万七百余束，桩杙之木不与，此备河之恒制也。

　　大定八年六月，河决李固渡，水溃曹州城，分流于单州之境。九年正月，朝廷遣都水监梁肃往视之。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：“大河所以决溢者，以河道积淤，不能受水故也。今曹、单虽被其患，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，所害农田无几。今欲河复故道，不惟大费工役，又卒难成功。纵能塞之，他日霖潦，亦将溃决，则山东河患又非曹、单比也。又沿河数州之地，骤兴大役，人心动摇，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。”而肃亦言：“新河水六分，旧河水四分，今若塞新河，则二水复合为一。如遇涨溢，南决则害于南京，北决‘则山东、河北皆被其害。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。”尚书省以闻，上从之。十年三月，拜宗叙为参知政事，上谕之曰：“卿昨为河南统军时，尝言黄河堤埽利害，甚合朕意。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调，吏互为奸，若不早计而迫期征敛，则民增十倍之费。然其所征之物，或委积经年，至腐朽不可复用，使吾民数十万之财，皆为弃物，此害非细。卿既参朝政，凡类此者皆当革其弊，择所利而行之。”十一年，河决王村，南京孟、卫州界多被其害。十二年正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检视官言，水东南行，其势甚大。可自河阴广武山循河而东，至原武、阳武、东明等县孟、卫等州增筑堤岸，日役夫万一千，期以六十日毕。”诏遣太府少监张九思、同知南京留守事纥石烈邈(小字阿补孙)监护工作。十三年三月，以尚书省请修孟津、荥泽、崇福埽堤以备水患，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并以类从事。十七年秋七月，大雨，河决白沟。十二月，尚书省奏：“修筑河堤，日役夫一万一千五百，以六十日毕工。”诏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发六百里内军夫，并取职官人力之半，余听发民夫，以尚书工部郎中张大节、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苏董役。先是，祥符县陈桥镇之东至陈留潘岗，黄河堤道四十余里以县官摄其事，南京有司言，乞专设埽官，十九年九月，乃设京埽巡河官一员。二十年，河决卫州及廷津京东埽，弥漫至于归德府。检视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辉者言：“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涨，遂失故道，势益南行。”宰臣以闻。乃自卫州埽下接归德府南北两岸增筑堤以捍湍怒，计工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余，日役夫二万四千余，期以七十日毕工。遂于归德府创设巡河官一员，埽兵二百人，且诏频役夫之地与免今年税赋。二十一年十月，以河移故道，命筑堤以备。

　　二十六年八月，河决卫州堤，坏其城。上命户部侍郎王寂、都水少监王汝嘉驰传措画备御。而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，乃专集众以网鱼取官物为事，民甚怨嫉。上闻而恶之。既而，河势泛滥及大名。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，从宜规画，黜寂为蔡州防御使。冬十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朕闻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，可添设河防军数。”它日，又曰：“比闻河水泛溢，民罹其害者，赀产皆空。今复遣官于被灾路分推排，何耶？”右丞张汝霖曰：“今推排者皆非被灾之处。”上曰：“虽然，必其邻道也。既邻水而居，岂无惊扰迁避者乎？计其赀产，岂有余哉！尚何推排为。”十一月，又谓宰臣曰：“河未决卫州时尝有言者，既决之后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。”命询其故。

　　二十七年春正月，尚书省言：“郑州河阴县圣后庙，前代河水为患，屡祷有应，尝加封号庙额。今因祷祈，河遂安流，乞加褒赠。”上从其请，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，庙曰灵德善利之庙。

　　二月，以卫州新乡县令张虡、丞唐括唐古出、主簿温敦偎喝，以河水入城闭塞救护有功，皆迁赏有差。御史台言：“自来沿河京、府、州、县官坐视管内河防缺壤，特不介意。若令沿河京、府、州县长贰官皆于名衔管勾河防事，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，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，临时闻奏，以议赏罚。”上从之，仍命每岁将泛之时，令工部官一员沿河检视。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属延津、封丘、祥符、开封、陈留、胙城、杞县、长垣、归德府及所属宋城、宁陵、虞城，河南府及孟津，河中府及河东，怀州河内、武陟，同州朝邑，卫州汲、新乡、获嘉、徐州彭城、萧、丰，孟州河阳、温，郑州河阴、荥泽、原武、汜水，浚州卫，陕州阌乡、湖城、灵宝，曹州济阴，滑州白马，睢州襄邑，滕州沛，单州单父，解州平陆，开州濮阳，济州嘉祥、金乡、郓城，四府、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防事，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。初，卫州为河水所坏，乃命增筑苏门，迁其州治。至二十八年，水息，居民稍还，皆不乐迁。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视之。元弼还奏：“旧州民复业者甚众，且南使驿道馆舍所在，向以不为水备，以故被害。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，可以无虞，比之迁治，所省数倍，不若从其民情，修治旧城为便。”乃不迁州，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备者，皆重抵以罪。

　　二十九年五月，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。六月，上谕旨有司曰：“比闻五月二十八日河溢，而所报文字如此稽滞。水事最急，功不可缓，稍缓时顷，则难固护矣。”十二月，工部言：“营筑河堤，用工六百八万余，就用埽兵军夫外，有四百三十余万工当用民夫。”遂诏命去役所五百里州、府差顾，于不差夫之地均征顾钱，验物力科之。每工钱百五十交外，日支官钱五十文，米升半。仍命彰化军节度使内族裔、都水少监大龄寿提控五百人往来弹压。先是，河南路提刑司言：“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，盖以河防差役烦重故也。窃惟御水患者，不过堤埽，若土功从实计料，薪藁桩杙以时征敛，亦复何难。今春筑堤，都水监初料取土甚近，及其兴工乃远数倍，人夫惧不及程，贵价买土，一队之间多至千贯。又许州初科薪藁十八万余束，既而又配四万四千，是皆常岁必用之物，农隙均科则易输纳。自今堤埽兴工，乞令本监以实计度，量一岁所用物料，验数折税，或令和买，于冬月分为三限输纳为便。”诏尚书省详议以闻。

　　明昌元年春正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臣等以为，自今凡兴工役，先量负土远近，增筑高卑，定功立限，榜谕使人先知，无令增加力役。并河防所用物色，委都水监每岁于八月以前，先拘籍旧贮物外实阙之数，及次年春工多寡，移报转运司计置，于冬三月分限输纳。如水势不常，夏秋暴涨危急，则用相邻埽分防备之物，不足，则复于所近州县和买。然复虑人户道涂泥淖，艰于运纳，止依税内科折他物，更为增价，当官支付，违者并论如律，仍令所属提刑司正官一员驰驿监视体究，如此则役作有程，而河不失备。”制可之。四年十一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等言：‘大河南岸旧有分流河口，如可疏导，足泄其势，及长堤以北恐亦有可以归纳排瀹之处，乞委官视之。济北埽以北宜创起月堤。’臣等以为宜从所言。其本监官皆以谙练河防故注以是职，当使从汝嘉等同往相视，庶免异议。如大河南北必不能开挑归纳，其月堤宜依所料兴修。”上从之。

　　十二月，敕都水监官提控修筑黄河堤，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户一员，部甲军二百人弹压勾当。

　　五年春正月，尚书省奏：“都水监丞田栎同本监官讲议黄河利害，尝以状上言，前代每遇古堤南决，多经南、北清河分流，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，河水流其中者长至七八分，北清河乃济水故道，可容三二分而已。令河水趋北，啮长堤而流者十余处，而堤外率多积水，恐难依元料增修长堤与创筑月堤也。可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，依旧作南、北两清河分流。然北清河旧堤岁久不完，当立年限增筑大堤，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军户，亦宜迁徙。今拟先于南岸王村、宜村两处决堤导水，使长堤可以固护，姑宜仍旧，如不能疏导，即依上开决，分为四道，俟见水势随宜料理。”尚书省以栎等所言与明昌二年刘玮等所案视利害不同，及令陈言人冯德舆与栎面对，亦有不合者，送工部议。复言：“若遽于墙村疏决，缘濒北清河州县二十余处，两岸连亘千有余里，其堤防素不修备，恐所屯军户亦卒难徙。今岁先于南岸延津县堤决堤泄水，其北岸长堤自白马以下，定陶以上，并宜加功筑护，庶可以遏将来之患。若定陶以东三埽弃堤则不必修，止决旧压河口，引导积水东南行，流堤北张彪、白塔两河间，碍水军户可使迁徙，及梁山泺故道分屯者，亦当预为安置。”宰臣奏曰：“若遽从栎等所拟，恐既更张，利害非细。比召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同计议，先差干济官两员行户工部事覆视之，同则就令计实用工物、量州县远近以调丁夫，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岁守涨，及与本监官同议经久之利。”诏以知大名府事内族裔、尚书户部郎中李敬义充行户工部事，以参知政事胥持国都提控。又奏差德州防御使李献可、尚书户部郎中焦旭于山东当水所经州县筑护城堤，及北清河两岸旧有堤处别率丁夫修筑，亦就令讲究河防之计。

　　他日，上以宋阎士良所述《黄河利害》一帙，付参知政事马琪曰：“此书所言亦有可用者，今以赐卿。”二月，上谕平章政事守贞曰：“王汝嘉、田栎专管河防，此国家之重事也。朕比问其曾于南岸行视否？”乃称：‘未也。’又问水决能行南岸乎？又云：‘不可知。’且水趋北久矣，自去岁便当经画，今不称职如是耶！可谕旨令往尽心固护，无致失备，及讲究所以经久之计。稍涉违慢，当并治罪。”三月，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监官各言河防利害事。都水监元拟于南岸王村、宜村两处开导河势，缘北来水势去宜村堤稍缓，唯王村岸向上数里卧卷，可以开决作一河，且无所犯之城市村落。又拟于北岸墙村疏决，依旧分作两清河入梁山故道，北清河两岸素有小堤不完，复当筑大堤。尚书省谓：“以黄河之水势，若于墙村决注，则山东州县膏腴之地及诸盐场必被沦溺。设使修筑坏堤，而又吞纳不尽，功役至重，虚困山东之民，非徙无益，而又害之也。况长堤已加护，复于南岸疏决水势，已寝决河入梁山泺之议，水所经城邑已劝率作护城堤矣，先所修清河旧堤宜遣罢之。监丞田栎言定陶以东三埽弃堤不当修，止言：‘决旧压河口以导渐水入堤北张彪、白塔两河之间，凡当水冲屯田户须令迁徙。’臣等所见，止当堤前作木岸以备之，其间居人未当迁徙，至夏秋水势泛溢，权令避之，水落则当各复业，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。”上曰：“地之相去如此其远，彼中利害，安得悉知？惟委行省尽心措画可也。”四月，以田栎言河防事，上谕旨参知政事持国曰：“此事不惟责卿，要卿等同心规画，不劳朕心尔。如栎所言，筑堤用二十万工，岁役五十日，五年可毕，此役之大，古所未有。况其成否未可知，就使可成，恐难行也。迁徒军户四千则不为难，然其水特决，尚不知所归，傥有溃走，若何枝梧。如令南岸两处疏决，使其水趋南，或可分杀其势。然水之形势，朕不亲见，难为条画，虽卿亦然。丞相、左丞皆不熟此，可集百官详议以行。”百官咸谓：“栎所言弃长堤，无起新堤，放河入梁山故道，使南北两清河分流，为省费息民长久之计。臣等以为黄河水势非常，变易无定，非人力可以斟酌，可以指使也。况梁山泺淤填已高，而北清河窄狭不能吞伏，兼所经州县农民庐井非一，使大河北入清河，山东必被其害。栎又言乞许都水监符下州府运司，专其用度，委其任责，一切同于军期，仍委执政提控。缘今监官已经添设，又于外监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长官兼领之，及令佐管勾河防，其或怠慢已有同军期断罪的决之法，凡栎所言无可用。”遂寝其议。

　　八月，以河决阳武故堤，灌封丘而东，尚书省奏：“都水监、行部官有失固护。”诏命同知都转运使高旭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女奚列奕(小字韩家奴)同往规措。尚书省奏：“都水监官前来有犯，已经戒谕，使之常切固护。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，既见水势趋南，不预经画，承留守司累报，辄为迁延，以至害民。即是故违制旨，私罪当的决。”诏汝嘉等各削官两阶，杖七十罢职。

　　上谓宰臣曰：“李愈论河决事，谓宜遣大臣往，以慰人心，其言良是。向虑河北决，措画堤防，犹尝置行省，况今方横溃为害，而止差小官，恐失众望，自国家观之，虽山东之地重于河南，然民皆赤子，何彼此之间。”乃命参知政事马琪往，仍许便宜从事。上曰：“李愈不得为无罪，虽都水监官非提刑司统摄，若与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护，或申闻省部，亦何不可使朕闻之。徒能张皇水势而无经画，及其已决，乃与王汝嘉一往视之而还，亦未尝有所施行。问王村河口开导之月，则对以四月终，其实六月也，月日尚不知，提刑司官当如是乎？”寻命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济被浸之民。时行省参知政事胥持国、马琪言：“已至光禄村周视堤口。以其河水浸漫，堤岸陷溃，至十余里外乃能取土。而堤面窄狭，仅可数步，人力不可施，虽穷力可以暂成，终当复毁。而中道淤淀，地有高低，流不得泄，且水退，新滩亦难开凿。其孟华等四埽与孟阳堤道，沿汴河东岸，但可施功者，即悉力修护，将于农隙兴役，及冻毕工，则京城不至为害。”参知政事马琪言：“都水外监员数冗多，每事相倚，或复邀功，议论纷纭不一，隳废官事。拟罢都水监掾，设勾当官二员。又自昔选用都、散巡河官，止由监官辟举，皆诸司人，或有老疾，避仓库之繁，行贿请托，以致多不称职。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，于应入县令兼举人内选注外，散巡河依旧，亦于诸司及丞簿廉举人内选注，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。到任一年，委提刑司体察，若不称职，即日罢之。如守御有方，致河水安流，任满，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，量与升除。凡河桥司使副亦拟同此选注。”继而胥持国亦以为言，乃从其请。闰十月，平章政事守贞曰：“马琪措画河防事，未见功役之数，加之积岁兴功，民力将困，今持国复病，请别遣有材干者往议之。”上曰：“堤防救护若能成功，则财力固不敢惜。第恐财殚力屈，成而复毁，如重困何？”宰臣对曰：“如尽力固护，纵为害亦轻，若恬然不顾，则为害滋甚。”上曰：“无乃因是致盗贼乎？”守贞曰：”宋以河决兴役，亦尝致盗贼，然多生于凶歉。今时平岁丰，少有差役，未必至此。且河防之役，理所当然，今之当役者犹为可耳。至于科征薪刍，不问有无，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，恐民益困耳。”上曰：“役夫须近地差取，若远调之，民益艰苦，但使津济可也。然当俟马琪至而后议之。”庚辰，琪自行省还，入见，言：“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，水不能犯汴城。自今河势趋北，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，以解南北两岸之危。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，可于正月终兴工。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监视。”上以所言付尚书省，而治检覆河堤并守涨官等罪有差。他日，尚书省奏事，上语及河防事，马琪奏言：“臣非敢不尽心，然恐智力有所不及。若别差官相度，傥有奇画，亦未可知。如适与臣策同，方来兴功，亦庶几稍宽朝延忧顾。”上然之，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尚书户部侍郎、太府少监温昉权尚书工部侍郎，行户、工部事，修治河防，且谕之曰：“汝二人皆朕所素识，以故委任，冀副朕意。如有错失，亦不汝容。”

　　承安元年七月，敕自今沿河傍侧州、府、县官虽部除者皆勿令员阙。泰和二年九月，敕御史台官：“河防利害初不与卿等事，然台官无所不问，应体究者亦体究之。”五年二月，以崔守真言：“黄河危急，刍藁物料虽云折税，每年不下五六次，或名为和买，而未尝还其直。”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、御史中丞孟铸讲究以闻。澥等言：“大名府、郑州等处自承安二年以来，所科刍藁未给价者，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。”遂命以各处见钱差能干官同各州县清强官一一酬之，续令按察司体究。

　　宣宗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，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。三年四月，单州刺史颜盏天泽言：“守御之道，当决大河使北流德、博、观、沧之境。今其故堤宛然犹在，工役不劳，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。而难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，必以浸没河北良田为解。臣尝闻河侧故老言，水势散漫，则浅不可以马涉，深不可以舟济，此守御之大计也。若日浸民田，则河徙之后，淤为沃壤，正宜耕垦，收倍于常，利孰大焉。若失此计，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，而河北、山东之民皆瓦解矣！”诏命议之。四年三月，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：“近世河离故道，自卫东南而流，由徐、邳入海，以此，河南之地为狭。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，其南有旧堤，水不能溢，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，则由浚州、大名、观州、清州、柳口入海，此河之故道也，皆有旧堤，补其缺罅足矣！如此则山东、大名等路，皆在河南，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，退足以为御备之计，进足以壮恢复之基。”又言：“南岸居民，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，营作戍屋，又使转输刍粮，赋役繁殷，倍于他所，夏秋租税，犹所未论，乞减其稍缓者，以宽民力。”事下尚书省，宰臣谓：“河流东南旧矣。一旦决之，恐故道不容，衍溢而出，分为数河，不复可收。水分则浅狭易渡，天寒辄冻，御备愈难，此甚不可！”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。五年夏四月，敕枢密院，沿河要害之地，可垒石岸，仍置撒星桩、陷马堑以备敌。

　　漕渠

　　金都于燕，东去潞水五十里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、白莲潭诸水，以通山东、河北之粟。凡诸路濒河之城，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，若恩州之临清、历亭，景州之将陵、东光，清州之兴济、会川，献州及深州之武强，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。其通漕之水，旧黄河行滑州、大名、恩州、景州、沧州、会州之境，漳水东北为御河，则通苏门、获嘉、新乡、卫州、浚州、黎阳、卫县、彰德、磁州、洺州之馈，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，以来献州、清州之饷，皆合于信安海壖。溯流而至通州，由通州入闸，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。其它若霸州之巨马河，雄州之沙河，山东之北清河，皆其灌输之路也。然自通州而上，地峻而水不留，其势易浅，舟胶不行，故常徙事陆挽，人颇艰之。世宗之世，言者请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，役众数年，竟无成功，事见《卢沟河》。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，而但以车挽矣。其制，春运以冰消行，暑雨毕。秋运以八月行，冰凝毕。其纲将发也。乃合众，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，先以付所卸之地，视与所封样同则受。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，日装一纲，装毕以三日启行。计道里分溯流、沿流为限，至所受之仓，以三日卸，又三日给收付。凡挽漕脚直，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，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，粟四十文一分三毫，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。陆运佣直，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，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，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。余物每百斤行百里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，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，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，夏秋二百一文。凡使司院务纳课佣直，春冬九十文三分，夏秋百一十四文。诸民户射赁官船漕运者，其脚直以十分为率，初年克二分，二年克一分八厘，三年克一分七厘，四年克一分五厘，五年以上克一分。

　　初，世宗大定四年八月，以山东大熟，诏移其粟以实京师。十月，上出近郊，见运河湮塞，召问其故。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。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，责曰：“有河不加浚，使百姓陆运劳甚，罪在汝等。朕不欲即加罪，宜悉力使漕渠通也。”五年正月，尚书省奏，可调夫数万，上曰：“方春不可劳民，令宫籍监户、东宫亲王人从、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。”二十一年，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，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，辇入京师。明昌三年四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辽东、北京路米粟素饶，宜航海以达山东。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，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，若山东、河北荒歉，即可运以相济。”制可。承安五年，边河仓州县，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，漕以入京，验品级养马于俸内带支，仍漕麦十万石，各支本色。乃命都水监丞田栎相视运粮河道。

　　泰和元年，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，岁税不下六万余石，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，官吏取贿延阻，人不胜苦，虽近官监之亦然。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。五年，上至霸州，以故漕河浅涩，敕尚书省发山东、河北、河东、中都、北京军夫六千，改凿之。犯屯田户地者，官对给之。民田则多酬其价。六年，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，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，多致浅滞，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，奸弊百出。于是遂定制，凡漕河所经之地，州府官衔内皆带“提控漕河事”，县官则带“管勾漕河事”，俾催检纲运，营护堤岸。为府三：大兴、大名、彰德。州十二：恩、景、沧、清、献、深、卫、浚、滑、磁、洺、通。县三十三：大名、元城、馆陶、夏津、武城、历亭、监清、吴桥、将陵、东光、南皮、清池、靖海、兴济、会川、交河、乐寿、武强、安阳、汤阴、监漳、成安、滏阳、内黄、黎阳、卫、苏门、获嘉、新乡、汲、潞、武清、香河、漷阴。

　　十二月，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，与天津河同为一司，通管漕河闸岸，止名天津河巡河官，隶都水监。八年六月，通州刺史张行信言：“船自通州入闸，凡十余日方至京师，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。”遂增给之。

　　贞祐三年，既迁于汴，以陈、颍二州濒水，欲借民船以漕，不便。遂依观州漕运司设提举官，募船户而籍之，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。四年，从右丞侯挚言，开沁水以便馈运。上又念京师转输之劳，命出尚厩牛及官车，以助其力。兴定四年十月，谕皇太子曰：“中京运粮护送官，当择其人，万有一失，枢密官亦有罪矣！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两首尾者，仍张帜如渡军之状，勿令敌知为粮也。”陕西行省把胡鲁言：”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，民力浸困，若以舟自渭入河，顺流而下，可以纾民力。”遂命严其侦候，如有警，则皆维于南岸。时朝延以邳、徐、宿、泗军储，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，民甚苦之。元光元年，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，设都监一员，以受东郡之粟。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：“河南驻跸，兵不可阙，粮不厌多，比年，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，陕西地腴岁丰，十万石之助不难。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，民何以堪？宜造大船二十，由大庆关渡入河，东抵湖城，往还不过数日，篙工不过百人，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，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！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，且无稽滞之患。”上从之。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，以方开长直沟，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，以贮粟也。

　　卢沟河

　　大定十年，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，上忻然曰：“如此，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，利孰大焉！”命计之，当役千里内民夫，上命免被灾之地，以百官从人助役。已而，敕宰臣曰：“山东岁饥。工役兴则妨农作，能无怨乎？开河本欲利民，而反取怨，不可！其姑罢之。”十一年十二月，省臣奏复开之，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，而东至通州之北，入潞水，计工可八十日。十二年三月，上令人覆按，还奏：“止可五十日。”上召宰臣责曰：“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，卿等何为虑不及此。”及渠成，以地势高峻，水性浑浊。峻则奔流漩洄，啮岸善崩，浊则泥淖淤塞，积滓成浅，不能胜舟。其后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分卢沟为漕渠，竟未见功，若果能行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，而价贱矣。”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：“请求识河道者，按视其地。”竟不能行而罢。二十五年五月，卢沟决于上阳村。先是，决显通寨，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，至是复决，朝延恐枉费工物，遂令且勿治。二十七年三月，宰臣以“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，高一百四十余尺，止以射粮军守之，恐不足恃。傥遇暴涨，人或为奸，其害非细。若固塞之，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，种植禾麦亦非旷土。不然则更立重闸，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，及埽兵之室，庶几可以无虞也”。上是其言，遣使塞之。夏四月丙子，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。二十八年五月，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，令建石桥。未行而世宗崩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，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，诏命造舟，既而更命建石桥。明昌三年三月成，敕命名曰广利。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，使客商旅之要路，请官建东西廊，令人居之。上曰：“何必然，民间自应为耳。”左丞守贞言：“但恐为豪右所占，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，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，亦便于观望也。”遂从之。

　　六月，卢沟堤决，诏速遏塞之，无令泛溢为害。右拾遗路铎上疏言：“当从水势分流以行，不必补修玄同口以下、丁村以上旧堤。”上命宰臣议之，遂命工部尚书胥持国及路铎同检视其堤道。

　　滹沱河

　　大定八年六月，滹沱犯真定，命发河北西路及河间、太原、冀州民夫二万八千，缮完其堤岸。十年二月，滹沱河创设巡河官二员。十七年，滹沱决白马岗，有司以闻，诏遣使固塞，发真定五百里内民夫，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兴役，命同知真定尹鹘沙虎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徐伟监护。

　　漳河

　　大定二十年春正月，诏有司修护漳河闸，所须工物一切并从官给，毋令扰民。明昌二年六月，漳河及卢沟堤皆决，诏命速塞之。四年春正月癸未，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计三十八万余工，诏依卢沟河例，招被水阙食人充夫，官支钱米，不足则调碍水人户，依上支给。